邮差送信到一栋不存在的门牌号，有人签收

那年秋老虎正凶，我在老国棉厂家属区替人跑腿送挂号信。这片楼是苏联专家帮着盖的，墙皮一块块往下掉，露出里面褐色的砖。院墙根常年不见太阳，苔藓爬得比鞋跟还厚。我在梁溪区送了大半年，从来没遇到过地址栏里写的那个门牌——老国棉二村的十七号院。这片家属区一共就十六幢楼，谁都知道。

可信封上白纸黑字写着：梁溪区老国棉二村十七号院，收件人蒋福生。我站在院墙尽头那堵水泥墙前面，手背上的汗毛全竖起来了。墙是死的，墙上挂着一面锈得看不清铁皮的旧信箱，信箱口卡着半张黄色牛皮纸。我把手伸进去，指肚碰到一叠硬纸，抽出来是我的那封挂号信，信封角被什么东西咬掉一块，露出里面信纸的一角——上头印着一行暗红色的小字：你总算来了。

我攥着信想往回走，脚底下却被什么绊了一下。低头看，是一块嵌在水泥里的旧门牌，翻过来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“十七号院”。门牌边沿沾着黑乎乎的东西，我用鞋底蹭了蹭，是干透的血，蹭开里面还泛着溏心一样的亮色。这时背后那面墙传来了声响，像有个人用指甲从里往外抠水泥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
我转过身，墙面上裂开一道缝，缝里渗出一股凉气。那缝越裂越大，我看见了里面的情形——一个院子，不是墙外的荒地，是个真真切切的院子。水泥地上铺着旧报纸，报纸上摆着一双解放鞋，鞋尖朝着我。再往里看，屋檐底下坐着个人，背对着我，穿一件蓝布工装，后脖颈上露着一截深褐色的肉，像被什么东西烫过又结了痂。

“蒋福生？”我问。那人不动，只把手往后抬了一下，露出那只手——手腕处的皮肉翻卷着，像给活剥了一半，指节上套着三个黄铜顶针。那手朝我招了招，指甲缝里嵌着红黑色的泥。我鬼使神差地迈脚进去，水泥地在我脚下像烂泥一样软。走近了才发现，那人坐的是一张小马扎，马扎底下压着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人没有脸，脸的位置被什么东西啃过，只留下毛糙的纸洞。

“你的信。”我递过去。那人终于转过来，我看见他的脸——准确地说，我看见他的脸只剩一半。从左眉骨往下，整张脸的皮肉都翻开着，颧骨白森森地露在外面，牙床上的牙齿缺了三颗，右边的嘴唇烂到嘴角，咧着一条缝。他没接信，只是盯着我，然后用那半张嘴说话，声音像从喉咙深处刮出来的：“你送错了。十七号院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”

他话音未落，屋檐底下的阴影里钻出更多东西。我这才看清，院子里不是一个人——墙根蹲着两个，井台边趴着一个，全都穿着工装，全都没脸，或者说，脸都被什么东西啃得只剩骨架和几条干皮。离我最近的那个，袖管里伸出来的不是手，是一截被齐腕咬断的骨头，断口处还挂着血丝，一滴一滴往下淌，滴在水泥地上，渗进去，像水浇进干沙。

那截骨头朝我伸过来，我往后退，脚后跟踩到一样东西，低头看，是一根断指，指甲盖上还留着灰白的月牙形，断面参差不齐，像是被硬生生咬下来的。井台边那个没脸的家伙正朝我爬，手肘撑着地，每爬一步，地上就多一道血印子，血从它工装下摆渗出来，把裤腿浸成暗黑色。我转身要跑，却发现进来的那道缝已经合上了，墙面上只剩一条细缝，缝里渗出来的凉气直往我领口里钻。

“你替人送信，就得替人收信。”蒋福生的半张嘴翕动着，他从马扎上站起来，我这才看见他下半身——两条裤管空荡荡的，从膝盖往下，小腿连骨头带肉全没了，断口处用麻绳扎着，麻绳上渗着黑红色的液体。他往前挪一步，断腿在地上拖出一道湿痕，那湿痕里混着碎肉渣。我手里的信突然变得滚烫，封口自己裂开了，里面掉出一张纸，纸上写着一个名字——尤桂芳，下面一行小字：旧国棉厂托儿所，1979年。

我不知道那是谁，但蒋福生看到那名字，剩下的半张脸突然抽搐起来，他张着嘴发出一种声音，像是哭又像是笑，嘴里的牙又掉了一颗，掉在地上滚到我脚边，牙根上还沾着暗红色的肉。墙根蹲着的两个东西同时抬起头——没有脸，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眼窝，眼窝里渗出黏稠的暗红液体。我明白过来了，这院子里的东西，都是给活活啃干净的。它们不是人，是被人啃剩下的。

“她啃了我们。”蒋福生说，声音忽然轻下去，“她饿，我们喂她，喂完了，她还要。”他说着指了指自己断掉的腿，“先喂手，再喂脚，最后喂脸。轮到你了，邮差。”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井台边那个东西猛地扑过来，我看见它嘴里——不，它没有嘴，只有一排**的牙床，牙床上还挂着半截没咽下去的肉丝。我举起手里的信挡住脸，那信纸突然变得像铁一样硬，扑过来的东西撞上去，牙床上的牙齿全崩了，断齿落在我脚背上，还带着体温。它退回去，喉咙里发出咕噜声，血从它牙床里涌出来，淌到下巴，再滴到地上，汇成一小滩。

我趁它退着的工夫，猛地朝那道墙缝冲过去。缝窄得只够侧身挤过，我硬往里钻，肩膀被什么咬住了，一阵剧痛，我低头看见半截牙印嵌在我袖子上，那牙印深到肉里，血从破口处涌出来，顺着手臂淌到手指尖，滴在地上。我整个人从缝里挤出来，摔在外头的水泥地上，背后的墙合拢了，只剩那面锈信箱，信箱口上又卡着一封新信。

我爬起来，肩上那道伤口还在往外冒血。我低头看那封新信，地址栏空着，收件人一栏写着三个字：尤桂芳。我忽然想起来，前阵子家属区的人说过，老国棉厂的托儿所在七十年代出过事，一个保育员把孩子们锁在屋里，自己跑了，后来屋里的人全没了，谁也没再见过那个保育员。有人说她一直在附近转悠，专门找送信的人。

我攥着那封信没敢拆。回头看了一眼那面墙，墙上那道缝又裂开一条细口，里面渗出一只眼睛——只有一只，没有眼皮，直勾勾地盯我，瞳仁里映着我满身血的样子。然后那眼睛缩回去，缝合拢了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低头看信封，发现那三个字正在变，笔画像活物一样蠕动，慢慢地，变成了我的名字。信封边上渗出一行血迹，顺着纸面往下淌，滴在我脚前的土地上，渗进去，一点痕迹都没留。这地方从来就不缺喂嘴的活人，只是轮到谁，得看那面墙什么时候张嘴。